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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刘勰的文心雕龙情采篇是怎么写的

篇论述的"情采"关系,并不等于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,而是作家创作情感的"诚伪"与作品文辞的"华实"二者的关系.作者提出的创作主张是"以情驭辞",要求作家的创作要怀有真诚的情感来自然为文,反对竞逐新奇地夸饰文辞.作者通过"情采"关系的论述,意在矫正文坛上浮丽的风气,建立朴实刚健的文风

刘勰的文心雕龙情采篇是怎么写的

2,文心雕龙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释文

【标准答案】操千曲而后晓声,观千剑而后识器。 【出处】刘勰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。 【大意】练习一千支乐曲之后才能懂得音乐,观察过一千柄剑之后才知道如何识别剑器。 【译文】要学会一种技艺,不是容易的事;做个鉴赏家,也要多观察实物,纸上谈兵是不行的。读书要破万卷,下笔才能如有神助。做任何事情,没有一定的经验积累,就不会有很高的造诣。

文心雕龙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释文

3,文心雕龙核心是什么怎样才能做到文心雕龙

《文心雕龙》全书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,兼采道家,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,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 《文心雕龙》本质及其创造、鉴赏的美学规律。它提出的“辞约而旨丰,事近而喻远”,“隐之为体,义主文外”,“文外之重旨”,“使玩之者无穷,味之者不厌”等说法,虽不完全是刘勰的独创,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、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,作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.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《文心雕龙》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﹐但构成它的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﹐则是儒家的思想。它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真实性﹐却认为在客观现实世界之外﹐有一个先天地而生的“道”或“神”。这个“道”或“神”是决定客观世界一切变化的无形的﹑最终的依据。 诗文的内容不是一般经典的道与理,而是和理、志、气相联系的“情”,其形式不是一般的言,而是和“象”与“文”相结合的有“采”之言。

文心雕龙核心是什么怎样才能做到文心雕龙

4,刘勰是怎样编织文心雕龙的内容结构的

《文心雕龙》的篇章结构 一、上篇: 1、枢纽论(文原论):《原道》《征圣》《宗经》《正纬》《辨骚》 《正纬》和《辨骚》虽列入“文之枢纽”,但并不是《文心雕龙》的总论。属于总论的,只有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三篇。其中《征圣》和《宗经》,实际上是一个意思,就是要向儒家圣人的著作学习。因此,刘勰的总论,只提出两个最基本的主张“原道”、“宗经”。 2、文体论 这二十篇分别论述了骚、诗、乐府、赋、颂、赞、祝、盟、铭、箴、诔、碑、哀、吊、杂文、谐、隐、史、传、诸子、论、说、诏、策、檄、移、封禅、章、表、奏、启、议、对、书、记等三十五种文体。刘勰对每种文体都讲了它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,所以,通常称这二十篇为文体论。但这二十篇,并不仅仅是论述文体,更主要的还是分别总结晋宋以前各种文体的写作经验。 (1)、论文: 《明诗》《乐府》《诠赋》《颂赞》《祝盟》 《铭箴》《诔碑》《哀吊》《杂文》《谐隐》 (2)、论笔 《史传》《诸子》《论说》《诏策》《檄移》 《封禅》《章表》《奏启》《议对》《书记》 二、下篇 1、创作论 《神思》《体性》《风骨》《通变》《定势》《情采》《熔裁》 《神思》主要是讲“物以貌求,心以理应”的心物交融问题。《体性》是从“情动而言形”,“因内而符外”的道理来论个性和风格的关系;《风骨》是从“怊怅述情,必始乎风;沉吟铺辞,莫先于骨”两个方面,对创作提出情和辞的统一要求;《通变》则主张“凭情以会通,负气以适变”;《定势》是讲“因情立体,即体成势”的创作规律;《情采》更是论“情者文之经,辞者理之纬”的相互关系;《熔裁》是要求做到“情周而不繁,辞运而不滥”。以上各篇,都是围绕着情和言的关系,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论述。 《声律》、《章句》、《丽辞》、《比兴》、《夸饰》、《事类》、《练字》等七篇,主要是论述修辞技巧的一些问题。 《隐秀》《指瑕》《养气》《附会》《总术》《物色》创作论的其余问题。 2、批评论 《时序》《才略》《知音》《程器》 《时序》、《物色》两篇,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两方面的内容。《时序》从历代政治面貌、社会风气等方面来评论作家作品及其发展情况;《物色》从自然景物、四序变迁方面来评论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汉赋及“近代以来”的创作情况。两篇比较起来,《时序》侧重于文学批评,《物色》侧重于文学创作。《才略》从创作才能方面评论作家,《程器》从品德修养方面评论作家。 3、《序志》是全书序言。
网上帮你查了一下: 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,全书共50篇,约3.7万多字,包括总论、文体论、创作论和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。从第一篇《原道》到第四篇《正纬》,是全书的总论,首先提出“文源于道”的原则,其次说明写作必须学习儒家圣贤的经典,最后指出“纬书”的不可信,纠正当时有人以“纬”配“经”的错误做法。  从第五篇《辨骚》到第二十五篇《书记》,分别讨论了35种文体,如骚、诗、乐府、赋、颂等。刘勰在这一部分解释了每种文体的名称和特征,说明它们的起源和演变,评论作家作品的优缺点,指出了写作的方法。  从第二十六篇《神思》到第四十九篇《程器》,刘勰深入地分析了有关创作和批评的重要问题,系统地提出了自己关于这两方面的理论,是全书最主要的部分。  最后一篇《序志》,是全书的序和跋,说明这部书的名称、写作动机、全书的基本内容,对过去一些文学理论的意见和对后代读者的期望等等。

5,谁有文心雕龙情采的文言原版

《情采》  ---《文心雕龙》(第三十一) 作者:刘勰  圣贤书辞,总称文章,非采而何?夫水性虚而沦漪结,木体实而花萼振,文  附质也。虎豹无文,则鞟同犬羊;犀兕有皮,而色资丹漆,质待文也。若乃综  述性灵,敷写器象,镂心鸟迹之中,织辞鱼网之上,其为彪炳,缛采名矣。  故立文之道,其理有三:一曰形文,五色是也;二曰声文,五音是也;三曰  情文,五性是也。五色杂而成黼黻,五音比而成韶夏,五情发而为辞章,神理之  数也。  《孝经》垂典,丧言不文;故知君子常言,未尝质也。老子疾伪,故称“美  言不信”,而五千精妙,则非弃美矣。庄周云“辩雕万物”,谓藻饰也。韩非云  “艳乎辩说”,谓绮丽也。绮丽以艳说,藻饰以辩雕,文辞之变,于斯极矣。  研味《孝》、《老》,则知文质附乎性情;详览《庄》、《韩》,则见华实  过乎淫侈。若择源于泾渭之流,按辔于邪正之路,亦可以驭文采矣。夫铅黛所以  饰容,而盼倩生于淑姿;文采所以饰言,而辩丽本于情性。故情者文之经,辞者  理之纬;经正而后纬成,理定而后辞畅:此立文之本源也。  昔诗人什篇,为情而造文;辞人赋颂,为文而造情。何以明其然?盖风雅之  兴,志思蓄愤,而吟咏情性,以讽其上,此为情而造文也;诸子之徒,心非郁陶,  苟驰夸饰,鬻声钓世,此为文而造情也。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,为文者淫丽而烦滥。  而后之作者,采滥忽真,远弃风雅,近师辞赋,故体情之制日疏,逐文之篇愈盛。  故有志深轩冕,而泛咏皋壤。心缠几务,而虚述人外。真宰弗存,翩其反矣。 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,有实存也;男子树兰而不芳,无其情也。夫以草木之微,  依情待实;况乎文章,述志为本。言与志反,文岂足征?  是以联辞结采,将欲明经,采滥辞诡,则心理愈翳。固知翠纶桂饵,反所以  失鱼。“言隐荣华”,殆谓此也。是以“衣锦褧衣”,恶文太章;贲象穷白,贵  乎反本。夫能设模以位理,拟地以置心,心定而后结音,理正而后摛藻,使文不  灭质,博不溺心,正采耀乎朱蓝,间色屏于红紫,乃可谓雕琢其章,彬彬君子矣。  赞曰:言以文远,诚哉斯验。心术既形,英华乃赡。  吴锦好渝,舜英徒艳。繁采寡情,味之必厌。  注解:  古代圣贤的著作,总的都称为文章,不是因为有文采,那是因为什么呢?由于水性虚柔,才有波纹荡漾;由于树体坚实,才有花朵开放,这说明外在的表现形式依附于内在的实质。虎皮豹皮如果没有斑纹,那就跟狗皮羊皮一样了;犀兕虽然有皮,但制成铠甲还要靠涂上丹漆才有色彩,可见内在的实质需要外在的表现形式。至于抒发思想感情,铺陈描写万事万物,用文字刻划内心活动,在纸上组织文辞,文章应当光彩焕发、文采繁富是很明白的了。所以构成文采的途径有三条:第一种叫形中之文,是靠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色构成的;第二种叫声中之文,是靠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构成的;第三种叫情中之文,是靠喜、怒、哀、乐、怨五情构成的。五色相调,便会呈现漂亮的花纹;五音相配,就会形成美妙的乐曲;五情抒发,便会产生优美的辞章。这是天然的规律啊。
情采书名:文心雕龙 作者:刘勰圣贤书辞,总称文章,非采而何?夫水性虚而沦漪结,木体实而花萼振,文附质也。虎豹无文,则鞟同犬羊;犀兕有皮,而色资丹漆,质待文也。若乃综述性灵,敷写器象,镂心鸟迹之中,织辞鱼网之上,其为彪炳,缛采名矣。故立文之道,其理有三:一曰形文,五色是也;二曰声文,五音是也;三曰情文,五性是也。五色杂而成黼黻,五音比而成韶夏,五情发而为辞章,神理之数也。《孝经》垂典,丧言不文;故知君子常言,未尝质也。老子疾伪,故称“美言不信”,而五千精妙,则非弃美矣。庄周云“辩雕万物”,谓藻饰也。韩非云“艳乎辩说”,谓绮丽也。绮丽以艳说,藻饰以辩雕,文辞之变,于斯极矣。研味《孝》、《老》,则知文质附乎性情;详览《庄》、《韩》,则见华实过乎淫侈。若择源于泾渭之流,按辔于邪正之路,亦可以驭文采矣。夫铅黛所以饰容,而盼倩生于淑姿;文采所以饰言,而辩丽本于情性。故情者文之经,辞者理之纬;经正而后纬成,理定而后辞畅:此立文之本源也。昔诗人什篇,为情而造文;辞人赋颂,为文而造情。何以明其然?盖风雅之兴,志思蓄愤,而吟咏情性,以讽其上,此为情而造文也;诸子之徒,心非郁陶,苟驰夸饰,鬻声钓世,此为文而造情也

6,文心雕龙章句 译文

回文诗,顾名思义,就是能够回还往复,正读倒读皆成章句的诗篇。它是我国文人墨客卖弄文才的一种文字游戏,并无十分重大的艺术价值,但也不失为中华文化独有的一朵奇葩。 回文诗有很多种形式如”通体回文”、”就句回文”、”双句回文”、”本篇回文”、”环复回文”等. “通体回文”是指一首诗从末尾一字读至开头一字另成一首新诗. “就句回文”是指一句内完成回复的过程,每句的前半句与后半句互为回文. “双句回文”是指下一句为上一句的回读 “本篇回文”是指一首诗词本身完成一个回复,即后半篇是前半篇的回复. “环复回文”是指先连续至尾,再从尾连续至开头。
翻译:文章内容的安排要有适当的位置,言辞的处理要有一定的次第;组成位置有定的内容叫做“章”,组成次第有定的言辞叫做“句”。所谓“章”,就是显明;所谓“句”,就是局限。对言辞的局限,就是联结文字,分别组成句子;使内容显明,就是汇总各个句子,构成完整的意义。章和句的作用虽然各不相同,但二者的联系是很密切的。人们进行写作,是由个别的文字组成句子,再把句子组成章节,然后由章节组成一篇。所以,要全篇光彩,必须各个章节没有毛病;要各个章节都明丽,必须所有的句子没有缺点;要所有的句子都优美,必须一切文辞都不乱用。由此可见,抓好字句就能写好篇章,懂得章句的基本道理,就有可能写好一切文章了。韵文和散文的写作,篇幅有长有短;分章造句,音节有缓有急:这些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临机应变,是没有固定的准则的。一个句子统领若干文字,有待适当地联系,才能起到它的作用;一个章节汇总一定的意义,必须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才能成章。在内容的掌握上,要取舍得当,就如回旋的舞蹈,行列有一定的位置;柔丽的歌声,高低有一定的节奏。考查《诗经》的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,虽是分章说明意义,但章节和句子在全诗中,和在蚕茧上抽丝一样,从开始到结束,都是联系紧密而丝毫不乱的。开头说的话,就考虑中篇的内容;结束时的话,则是继承前面的旨意;因而能文采交织于外,脉络贯注于内,前后衔接,首尾一体。如果文辞和整体失去联系,就像孤独的旅客没有同伴;叙事违反了正常的次第,就像飘荡的游子无处安身。所以,组合句子要避免颠倒,分判章节要按照顺序:这的确是文章情趣的共同要求,散文与韵文都是如此。至于散文,虽没有固定的句式,但用字有一定的技巧:四字句比较紧凑但不促迫,六字句虽然较长,但不松散;有时变化为三字句、五字句,是一种随机应变的方法。至于诗体、颂体的一般格式,则以四言句为正格。但《诗经·小雅·祈父》中以“祈父”二字成句,《诗经·周颂·维清》中以“肇禋”二字成句。查二字句的作品开始于黄帝时期,如《弹歌》这个歌谣就是;三字句的作品产生于虞舜时期,传为帝舜所作《元首》歌便是;四字句的作品发展于夏代,传为太康之弟在洛水边所作《五子之歌》就是;五字句的作品出现在周代,《诗经·召南》中《行露》篇就有部分五言句。六字、七字的句子,在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中已搀杂出现;整篇文字或七字的作品,到两汉时期才完成。随着发展中内容不断复杂,各种句式就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更换使用了。至于改换韵脚,变动音调,是为了调节文章的语气。贾谊和枚乘的辞赋,是两韵一换;刘歆和桓谭的作品,则是一韵到底:这就是各人的爱好不同了。从前曹操论赋,不满于同韵的重复,而主张善于变换。陆云也说:“四言句的转变,以四句一换为好。”他对用韵的意见,和枚乘、贾谊相同。但两韵一换,声调音韵略嫌急促;如较长的辞赋一韵到底,读起来又会使人感到疲劳。才情昂扬的作者,虽然运思顺畅,怎如折中用韵,不疏不密,可保不出大的毛病。诗经》的作者把“兮”字写入句内,《楚辞》中用“兮”字,常常在句子之外。查究用“兮”字组成句子,只是为了辅助语气的声音。从舜帝的《南风歌》以来,“兮”字的运用已很长久了。曹操讨厌用“兮”字,大概是他认为对作品的内容没有什么益处吧。至于“夫”、“惟”、“盖”、“故”等,是句子开头的发语词;“之”、“而”、“于”、“以”等,是插入句中的常用语;“乎”、“哉”、“矣”、“也”等,则是用于句末的老话头。对于说明事理,这些虚词本身似乎没有具体意义,但在句子中的作用却是很必要的。高明的作者加以灵活运用,组合成完整的作品,将使若干个句子,靠一虚词的帮助而很好地联系起来。既然虚字还惟恐其不妥,何况所有的章句呢?帮你搜到了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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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,求文心雕龙 情采篇全文及解释

情采篇圣贤书辞,总称文章,非采而何?夫水性虚而沦漪结,木体实而花萼振,文附质也。虎豹无文,则鞟同犬羊;犀兕有皮,而色资丹漆,质待文也。若乃综述性灵,敷写器象,镂心鸟迹之中,织辞鱼网之上,其为彪炳,缛采名矣。故立文之道,其理有三:一曰形文,五色是也;二曰声文,五音是也;三曰情文,五性是也。五色杂而成黼黻,五音比而成韶夏,五情发而为辞章,神理之数也。《孝经》垂典,丧言不文;故知君子常言,未尝质也。老子疾伪,故称“美言不信”,而五千精妙,则非弃美矣。庄周云“辩雕万物”,谓藻饰也。韩非云“艳乎辩说”,谓绮丽也。绮丽以艳说,藻饰以辩雕,文辞之变,于斯极矣。研味《孝》、《老》,则知文质附乎性情;详览《庄》、《韩》,则见华实过乎淫侈。若择源于泾渭之流,按辔于邪正之路,亦可以驭文采矣。夫铅黛所以饰容,而盼倩生于淑姿;文采所以饰言,而辩丽本于情性。故情者文之经,辞者理之纬;经正而后纬成,理定而后辞畅:此立文之本源也。昔诗人什篇,为情而造文;辞人赋颂,为文而造情。何以明其然?盖风雅之兴,志思蓄愤,而吟咏情性,以讽其上,此为情而造文也;诸子之徒,心非郁陶,苟驰夸饰,鬻声钓世,此为文而造情也。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,为文者淫丽而烦滥。而后之作者,采滥忽真,远弃风雅,近师辞赋,故体情之制日疏,逐文之篇愈盛。故有志深轩冕,而泛咏皋壤。心缠几务,而虚述人外。真宰弗存,翩其反矣。夫桃李不言而成蹊,有实存也;男子树兰而不芳,无其情也。夫以草木之微,依情待实;况乎文章,述志为本。言与志反,文岂足征?是以联辞结采,将欲明经,采滥辞诡,则心理愈翳。固知翠纶桂饵,反所以失鱼。“言隐荣华”,殆谓此也。是以“衣锦褧衣”,恶文太章;贲象穷白,贵乎反本。夫能设模以位理,拟地以置心,心定而后结音,理正而后摛藻,使文不灭质,博不溺心,正采耀乎朱蓝,间色屏于红紫,乃可谓雕琢其章,彬彬君子矣。赞曰:言以文远,诚哉斯验。心术既形,英华乃赡。吴锦好渝,舜英徒艳。繁采寡情,味之必厌。《文心雕龙。情采的译文》古圣贤所写所作,统称为文章。文者章也,章者采也,文章不就是文采吗?水性冲虚才结成涟漪,木体充实才喷出花粤,这是文离不了质;虎豹没有文采,它的皮革就无异于犬羊,犀兄虽有皮革,做成甲胄还须鬃上丹漆,这是质离不了文。至于抒写感情,描绘形象,呕心于字句之间,织辞于纸帛之上,要写得光华照人,更是以文采为可贵了。所以文章作者,要注意三种文理:一是形文,这就是五色的渲染;二是声文,这就是五音的运用;三是情文,这就是五情的抒发。五色渲染而成悦目的锦绣,五音运用而成悦耳的声律,五情抒发而成动人的辞章。这是自然的道理。 《孝经》教导说:“丧言不文”(家有丧事,说话不求文饰):可见君子平时说话,是讲求文采的了。老聃厌恶虚伪,所以说:“美言不信”(漂亮的言辞不真实),而《道德经》语言精妙,并不是厌弃真正的美文了。庄周说:“辩雕万物”(用细雕之法描写万物),就是要把事物加以美化。韩非子说:“艳乎辩说”(用艳丽的辞采进行辩论),就是要把文句写得漂亮。漂亮到艳丽的程度,美化到细雕的功夫,文辞的变化,真是达到极点了!玩味《孝经》和《老子》的说法,可知文与质决定于感情;细察庄子和韩非的形容,又见文与采过分地奢侈。要是在径水、渭水之间善于选择清流,在邪路、正路之间毅然走上正轨,那就可以正确地驾驭文采了。须知粉黛可用来装饰人的容貌,而顾盼之美来自美好的姿质;文采可用来装饰人的语言,而辩说之美本于美好的情性。所以,情是文之经,辞是理之纬,经正而后纬成,理定而后辞畅,这才是行文的根本之计哩。 从前周代诗篇,是为情而造文;而汉人辞赋,是为文而造情。何以见得呢?因为凤雅之作,作者心怀忧忿,于是吟咏情怀,讽刺朝政,这就是为情而造文。汉代辞人,心中无所郁闷,但求夸张声貌,沽名钓誉,这就是为文而造情了。所以为情而造文者,其文精练而写出真情;为文而造情者,其文浮华而辞采泛滥。可是后代作者,不爱诗人的真情,偏爱辞人的泛滥,不以风雅为师,而以辞赋为法,于是寄情之作日益少,弄文之篇日益多了。所以有人醉心于高官厚禄,而歌咏山林隐逸之乐;热衷于朝廷政务,而抒写世外游仙之美,诗文中全无真情,文与情背道而驰了。须知桃李不言,而树下踩成小径,因为它富有甘美的果实;男子种兰,其花朵美而不香,因为它没有芬芳的情性。区区草木,尚且要有情有实,何况文章,主要是抒情言志,文与情背道而驰,那文章难道可信吗? 运用辞采,为的阐明思想,辞采泛滥,反而掩蔽了内容。正如以翠绳为钓丝,以桂花为钓饵,反而钓不出鱼来。古人说:“言隐荣华”(言论为辞采所掩),正说的这个道理。《诗经》说“衣锦裂衣”(穿锦衣时,加一件麻布罩衣),怕的 是锦绣过于华丽。《易经》说“白责无咎”(由彩饰归于白色,不惹麻烦),贵在华丽重归于朴素。倘使把思想作为重要的标准,把感情放在正当的地位,按照情感来运用声腔,根据思想来驱遣辞藻,使文采不致掩盖了内容,博雅不致淹没了情性,正采光艳照人,杂色屏弃勿用,那才是善于为文,可说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了。 《文心雕龙》是南北朝时期涌现的一部拔萃当时、独步千古的文论巨著,被誉为“体大而虑周”(章学诚)、“文苑之学,寡二无双”(谭献)。综观全书,论文伊始,刘勰便在《征圣》篇中云:“志足而言文,情信而辞巧,乃含章之玉牒,秉文之金科矣”。及至篇末,有《序志》曰:“至于剖情析采,笼圈条贯,摛神性,图风势,苞会通,阅声字……”。核检全文,情、采屡现,推其大概,当以百数计,故知其为刘勰常常使用的重要术语。正因为“玉牒”“金科”的地位,笼罩多篇的功能和高密度的涌现,牟世金先生认为“情采论无疑是《文心雕龙》全书的理论中心”。观“情采”一词,实乃两部分,一是情,一是采,情在采先。笔者分别从“情”“采”及其互相关系这些方面简析刘勰的文艺思想。一、情大凡作文者,必知文由心发。由心,即是由情。情是作家的内质,“辞”依“情”设。“水性虚而沦漪结,木体实而花萼振”,便是沦漪粼粼,或是花萼丽丽,亦要依赖其本体——水与木,为文亦是。纵能堆辞砌藻,没有好思想好内容,也不能算是好文章。“文质附乎性情”,是本文的一个原理性论证。而能否依情敷辞,自然为文,这又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本性问题。文章主要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:一.“情”“采”的涵义——内容与形式首先要明确的是“情”“采”概念所指。“情”指情理,即文章的思想内容;“采”指文采,即文章的表现形式。这一点上研究界多已达成共识。近年来,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,学术界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,认为概括地用内容——形式来理解“情采”过于简单化、表面化了。例如童庆炳先生就提出,应把“情”到“采”作为一种动态的过程。即“情”的产生有一个过程,从“情”呼唤“采”,并赋予以“采”也是一个过程。提出情感的两度转换说。另外,有人认为,“情”当释为诚信的“诚”,指人内心真实的心意状态,即作家临文时的真情实感;“采”不是指整个艺术表现形式,而单指文辞的使用。这多是些后期之辈,声音虽微弱但勇气可嘉。其实这些观点与传统的意见并未相悖,只是在细枝末梢上有所改进和创新。刘勰将孔子“文”“质”的观念援引至文学,表达为“情”“采”。无论“情”是情理还是诚信,“采”是文采还是文辞,都不出内容和形式这个大的范围,作家要表达的——情采并茂、质文并重的整体思想是没有异议的。笔者立足原文,出于自己的理解,对“情采”概念持传统说法:“情”为情理,或日情性、情志,都是由创作者思想感情所决定的文章的思想内容;“采”为文采,包括对偶、声律、辞藻,还包括不讲对偶、声律、辞藻的经书的散行文——“精理为文,秀气成采”(《征圣》)的理精气秀之文章。二.“情”“采”的辩证统一——“文附质”与“质待文”再则来看刘勰对情采辩证关系的理解。首先,刘勰认为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是辩证统一的,内容决定形式、形式反作用于内容。“圣贤书辞,总称文章,非采而何?夫水性虚而沦漪结,木体实而花萼振,文附质也。虎豹无文,则蒋同犬羊;犀兕有皮,而色资丹漆,质待文也。”这里,刘勰用水、木、虎豹、犀兑等自然之物的文质相附相待来喻示文学中的文质关系。“质”突出的是“情”,“文”强调的是“采”,所以“情”“采”关系也应该是“采“附与“情”,“情”待与“采”。其次,刘勰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居于主要地位,是“立文之本源”。所谓“情者文之经,辞者理之纬;经正而后纬成,理定而后辞畅。”内容是一篇文章的经线,形式是表达内容的纬线。经线端正,纬线才能织成;内容确定,形式才能畅达。这是创作的根本道理。同时,在重视内容的前提下,刘勰也不断强调着形式的重要性。他的“重采”思想在文中随处可见。开篇即有“圣贤书辞,总称文章,非采而何?”赞颂圣贤的著作具有文采,并举老子“不弃美”、韩非“艳乎辩说”为例,言文章要有文采。还说文章要用心琢磨苦心经营,才能达到文采丰富最终光彩照人,“若乃综述性灵,敷写器象,镂心鸟迹之中,织辞鱼网之上,其为彪炳,缛采名矣。”文章只有“缛采”,才能“彪炳”。三.“情”“采”的来处——“蓄愤”、“郁陶”与“辩丽本于情性”既然“情者文之经”,思想感情是文章之本,创作之根,那么,“情”从何而来呢?既然“其为彪炳,缛采名矣”,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采也不可小视,那么,“采”又要怎么得来呢?刘勰说,“盖风雅之兴,志思蓄愤,而吟咏情性,以讽其上”,还说“诸子之徒,心非郁陶,苟驰夸饰,鬻声钓世”。称颂先贤的佳作是因有情志怀忧愤,自然发而为诗,即“诗人之赋丽以则”;但相反地,如果没有郁结的诗情,只是为了沽名钓誉而去虚构感情随意夸张,那么只能是“辞人之赋丽以淫”。好文章的产生要“志思蓄愤”和心应“郁陶”,他在谈到“为情而造文”还是“为文而造情”的问题时提出来的这个观点,正好可以作为“情”的来处之一。他认为诗情源于“蓄愤”,即积蓄良久的感情,亦即“郁陶”。而且情有真伪,为文而造的情是“伪”,即“言与志反,文岂足征”?与此相应,源于人内心的自然性情是“真”情,即“况乎文章,述志为本”。真情产生的文章“要约而写真”,而“伪情”所作,只能是“淫丽而烦滥”“繁采寡情,味之必厌”
《情采》 节选   昔诗人什篇,为情而造文;辞人赋颂,为文而造情。何以明其然?盖风雅之兴,志思蓄愤,而吟咏情性,以讽其上,此为情而造文也;诸子之徒,心非郁陶,苟驰夸饰,鬻声钓世,此为文而造情也。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,为文者淫丽而烦滥。而后之作者,采滥忽真,远弃风雅,近师辞赋,故体情之制日疏,逐文之篇愈盛。故有志深轩冕,而泛咏皋壤。心缠几务,而虚述人外。真宰弗存,翩其反矣。夫桃李不言而成蹊,有实存也;男子树兰而不芳,无其情也。夫以草木之微,依情待实;况乎文章,述志为本。言与志反,文岂足征?是以联辞结采,将欲明经,采滥辞诡,则心理愈翳。固知翠纶桂饵,反所以失鱼。“言隐荣华”,殆谓此也。是以“衣锦褧衣”,恶文太章;贲象穷白,贵乎反本。夫能设模以位理,拟地以置心,心定而后结音,理正而后摛藻,使文不灭质,博不溺心,正采耀乎朱蓝,间色屏于红紫,乃可谓雕琢其章,彬彬君子矣。赞曰:言以文远,诚哉斯验。心术既形,英华乃赡。吴锦好渝,舜英徒艳。繁采寡情,味之必厌。 翻译   从前《诗经》的作者写的诗歌,是为了抒发感情而创作作品;后来的辞赋家写作辞赋,是为了创作而故意造作感情。凭什么知道他们是这样的呢?因为《诗经》的产生,是由于诗人心中蓄积了愤懑不平之气,因而吟唱出来,用以讽劝那些在上位的人,这就是为了抒发感情才创作文艺作品。后代辞赋家之流,胸中本来就没有感情郁结,却随意施展夸张文饰的手法,借此沽名钓誉,这就是为了创作才造作感情。所以为了抒发感情而写的作品,语言简练而真实;为作文而造作感情的作品,文辞繁杂且空泛失真。可是后来的作者却采用浮泛的语言,忽视真情实感,抛弃了古代《诗经》的传统,效法近世辞赋的弊病,因此表现真实感情的作品日渐稀少,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篇章却越来越多。所以有人热中于高官厚禄,却空泛地吟咏田园的隐居生活;心里老是牵挂着繁忙庸俗的政务,却空洞地描述尘吐之外的情趣。真情实感没有一点,写的跟想的恰好相反。桃李从不自夸,人们自然会在树下踩出一条条小路,那是由于枝头有果实存在。相传男子种出的兰花不能发出幽香,那是由于他们没有细腻的感情。像草木那样微小的事物,尚且要依赖感情依靠果实,何况文章,以抒情述志为本。写的作品与自己的心志完全相反,这样的作品难道值得效法?
情采篇圣贤书辞,总称文章,非采而何?夫水性虚而沦漪结,木体实而花萼振,文附质也。虎豹无文,则鞟同犬羊;犀兕有皮,而色资丹漆,质待文也。若乃综述性灵,敷写器象,镂心鸟迹之中,织辞鱼网之上,其为彪炳,缛采名矣。故立文之道,其理有三:一曰形文,五色是也;二曰声文,五音是也;三曰情文,五性是也。五色杂而成黼黻,五音比而成韶夏,五情发而为辞章,神理之数也。《孝经》垂典,丧言不文;故知君子常言,未尝质也。老子疾伪,故称“美言不信”,而五千精妙,则非弃美矣。庄周云“辩雕万物”,谓藻饰也。韩非云“艳乎辩说”,谓绮丽也。绮丽以艳说,藻饰以辩雕,文辞之变,于斯极矣。研味《孝》、《老》,则知文质附乎性情;详览《庄》、《韩》,则见华实过乎淫侈。若择源于泾渭之流,按辔于邪正之路,亦可以驭文采矣。夫铅黛所以饰容,而盼倩生于淑姿;文采所以饰言,而辩丽本于情性。故情者文之经,辞者理之纬;经正而后纬成,理定而后辞畅:此立文之本源也。昔诗人什篇,为情而造文;辞人赋颂,为文而造情。何以明其然?盖风雅之兴,志思蓄愤,而吟咏情性,以讽其上,此为情而造文也;诸子之徒,心非郁陶,苟驰夸饰,鬻声钓世,此为文而造情也。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,为文者淫丽而烦滥。而后之作者,采滥忽真,远弃风雅,近师辞赋,故体情之制日疏,逐文之篇愈盛。故有志深轩冕,而泛咏皋壤。心缠几务,而虚述人外。真宰弗存,翩其反矣。夫桃李不言而成蹊,有实存也;男子树兰而不芳,无其情也。夫以草木之微,依情待实;况乎文章,述志为本。言与志反,文岂足征?是以联辞结采,将欲明经,采滥辞诡,则心理愈翳。固知翠纶桂饵,反所以失鱼。“言隐荣华”,殆谓此也。是以“衣锦褧衣”,恶文太章;贲象穷白,贵乎反本。夫能设模以位理,拟地以置心,心定而后结音,理正而后摛藻,使文不灭质,博不溺心,正采耀乎朱蓝,间色屏于红紫,乃可谓雕琢其章,彬彬君子矣。赞曰:言以文远,诚哉斯验。心术既形,英华乃赡。吴锦好渝,舜英徒艳。繁采寡情,味之必厌。《文心雕龙。情采的译文》古圣贤所写所作,统称为文章。文者章也,章者采也,文章不就是文采吗?水性冲虚才结成涟漪,木体充实才喷出花粤,这是文离不了质;虎豹没有文采,它的皮革就无异于犬羊,犀兄虽有皮革,做成甲胄还须鬃上丹漆,这是质离不了文。至于抒写感情,描绘形象,呕心于字句之间,织辞于纸帛之上,要写得光华照人,更是以文采为可贵了。所以文章作者,要注意三种文理:一是形文,这就是五色的渲染;二是声文,这就是五音的运用;三是情文,这就是五情的抒发。五色渲染而成悦目的锦绣,五音运用而成悦耳的声律,五情抒发而成动人的辞章。这是自然的道理。 《孝经》教导说:“丧言不文”(家有丧事,说话不求文饰):可见君子平时说话,是讲求文采的了。老聃厌恶虚伪,所以说:“美言不信”(漂亮的言辞不真实),而《道德经》语言精妙,并不是厌弃真正的美文了。庄周说:“辩雕万物”(用细雕之法描写万物),就是要把事物加以美化。韩非子说:“艳乎辩说”(用艳丽的辞采进行辩论),就是要把文句写得漂亮。漂亮到艳丽的程度,美化到细雕的功夫,文辞的变化,真是达到极点了!玩味《孝经》和《老子》的说法,可知文与质决定于感情;细察庄子和韩非的形容,又见文与采过分地奢侈。要是在径水、渭水之间善于选择清流,在邪路、正路之间毅然走上正轨,那就可以正确地驾驭文采了。须知粉黛可用来装饰人的容貌,而顾盼之美来自美好的姿质;文采可用来装饰人的语言,而辩说之美本于美好的情性。所以,情是文之经,辞是理之纬,经正而后纬成,理定而后辞畅,这才是行文的根本之计哩。 从前周代诗篇,是为情而造文;而汉人辞赋,是为文而造情。何以见得呢?因为凤雅之作,作者心怀忧忿,于是吟咏情怀,讽刺朝政,这就是为情而造文。汉代辞人,心中无所郁闷,但求夸张声貌,沽名钓誉,这就是为文而造情了。所以为情而造文者,其文精练而写出真情;为文而造情者,其文浮华而辞采泛滥。可是后代作者,不爱诗人的真情,偏爱辞人的泛滥,不以风雅为师,而以辞赋为法,于是寄情之作日益少,弄文之篇日益多了。所以有人醉心于高官厚禄,而歌咏山林隐逸之乐;热衷于朝廷政务,而抒写世外游仙之美,诗文中全无真情,文与情背道而驰了。须知桃李不言,而树下踩成小径,因为它富有甘美的果实;男子种兰,其花朵美而不香,因为它没有芬芳的情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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